1951年初，在北京南苑机场，空军机关进行了一场关于训练与作战计划的会议。会议上，刘亚楼对一份材料进行了严厉批评，公开表示这份文件“只能当擦屁股纸用”。这一说法后来在军中广为流传，尽管具体表述有所不同，但更能反映出刘亚楼一贯的风格：文件必须能够落实到实战中，而非停留在纸面上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人民空军刚刚起步，1949年11月空军领导机构成立，刘亚楼出任司令员。那时部队干部来源杂乱，训练基础参差不齐，对于飞机的来源、维护及飞行指挥等方面，都没有现成的答案。

刘亚楼最厌恶那种“看似完整但实际上无法使用”的文件。有回忆称，谭家述等人曾参与空军训战文件的起草，虽然文字上不乏完整，却在遇到实际情况时难以执行。他对这样的文件毫不留情：“这种东西，拿到部队怎么用？”尽管他的批评言辞激烈，却直指问题本质。空军的作战方式与地面部队不同，命令的传达、天气的判断、飞机的起降安排稍有差池，便可能引发严重后果。若是训练计划只讲原则却不明确标准，或者作战规定繁复难懂，到实际情况中难免会变成无人负责的空谈。

虽然刘亚楼不是航空技术出身，但他具备强大的组织和协调能力。他于1939年赴苏联学习，并在苏军任职，对现代军队的指挥体系、航空兵运用以及后勤保障有深入的理解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他一直担当重要指挥任务，尤其重视侦察、通信与火力协调。在天津战役中，他具体把控兵力部署和后勤安排的细节，这也形成了他在空军工作时的一贯习惯。虽然有人认为空军的发展应当循序渐进，但刘亚楼深知敌我力量的差距，空军不能等条件完全成熟才开始训练。 南宫娱乐

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空军建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，新的航空部队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飞行训练和战术适应。苏联援助的飞机和装备陆续到位，然而制度的衔接并不顺畅。刘亚楼常常关注一个细节：命令由谁下，确认由谁负责，错误由谁来承担。1951年，志愿军空军首次大规模参战，飞行员面临经验丰富的对手。刘亚楼强调，训练不能仅追求飞行次数，还要围绕编队与协作进行。飞行的目的在于任务的圆满完成与安全返回，这才是衡量训练的标准。

他在空军中以严厉著称。在一次会议上，有人提议他在批评干部时应言辞得体，他却回应道：“战场上，敌人不会因为我们客气而停火。”他的话虽然直白，却体现了他对空军发展的坚定信念。严格的制度和务实的训练是刘亚楼加以重视的，他明白不严谨的管理会带来更大的损失。

尽管刘亚楼言辞犀利，他同样关心飞行员的安全、飞机的维护与地面支援。在空军早期，设备匮乏，油料和备件紧张，每次飞行都必须精打细算。尽管面临许多困难，他依然主张严格训练，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战备水平。这一要求虽然带来了不小的压力，却促使各项事务逐渐走向规范。 南宫娱乐

1955年，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，刘亚楼被授予上将军衔。这时的空军已不再是早期的拼凑力量，航空部队与各项机制已逐步成熟。刘亚楼的贡献在于不仅是下达命令，更是将不同来源的人员与装备统一于一套制度下。可惜，由于长期的劳累，他的健康日益恶化。1965年5月7日，刘亚楼在上海逝世，享年55岁。临终前，他依然关心空军的训练与战术问题。他关于文件的严厉评判并不是单纯的粗话，而是对军队文书写作的深刻理解：不能仅为形式而写，条文不能替代责任，漂亮的说辞不能拖延战机。

在空军创建的初期，许多规章是在讨论、修改和反复试验中形成的。刘亚楼的强硬风格虽然存在局限，也使得同事们有时感到难以相处；但在这支新军种急需建立规章、努力训练和建立体系的情况下，他那种不轻言妥协的态度确实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